配资炒股首选网站大明跨界名人：他是抗倭名将，治军有方，又是汤显祖感念的艺术之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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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，围绕“改稻为桑”的紧张剧情，一些看似低调却至关重要的人物，都在悄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。谭纶，正是其中一位。

剧中，他以裕王府詹事的身份早早登场，从容游走于风云变幻的朝局之中。然而，真实历史中的谭纶，并未担任过这一职务，而是拥有一段更加出人意料的人生。

国历君自制谭纶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

真实的谭纶生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考中进士，历任南京礼部主事、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官至兵部尚书，卒于任上。不同于很多人刻板印象里的武将，谭纶还是一位艺术爱好者。他痴迷音律，还将家乡的戏曲文化带到历任官署所在地，促进了明代戏曲文化的交融与发展，可以说是明代戏曲发展的“艺术总监”。

南下抗倭

嘉靖年间的大明正深陷困局，而东南沿海的倭患无疑是最棘手的外患之一。

有明一代，倭患从未断绝。早在洪武年间，这股势力就成为沿海大患。洪武二十年（1387），明太祖进一步强化海禁政策，倭患才稍被遏制。可到了嘉靖年间，倭寇问题加剧，且达到了明朝最严重的程度。

抗倭图卷，明朝仇英绘，此图卷描绘了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历史画卷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
日本此时进入了战国时期，地方大名割据一方，为了争夺与明朝的贸易利益，纷纷暗中支持海盗行动，为他们提供武器，同时试探明朝海防虚实。嘉靖二年（1523）还爆发了宁波争贡事件：日本两大名分别派遣的朝贡使团在宁波因贸易特权发生冲突，双方先是互相争执，后来在宁波烧船、烧屋，最后演变成波及地方的暴力事件，也让明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陷入僵局。
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后，东南倭患更为严重。已考中进士、在南京任职数年的谭纶被朝廷选中，调往抗倭前线，出任浙江台州知府。谭纶在南京已有抗倭经验：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七月，倭寇曾一度攻到南京城下，时任兵部尚书张时彻等畏惧，紧闭城门不敢出战，危急时刻，谭纶主动招募五百名壮士组建临时守军，凭借灵活战术击退倭寇，这份临危不乱的勇气与实战能力，让朝廷看到了他的军事潜力。

明代时期地图。来源/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八月，谭纶正式赴台州上任。台州（今浙江临海）的地理形势特殊，北依险峻的大固山，南枕巾山，西南有灵江，山水环绕间形成了拱卫屏障。这份险峻并不完全是天然形成的，唐武德年间，唐将杜伏威平定李子通割据，并在原临海郡地置台州；宋代又持续加固城墙，开凿护城湖完善防御体系，使台州成为东南沿海少有的易守难攻之地。

即使坐拥天险，台州在明代仍是倭患重灾区：倭寇熟悉沿海地形，常趁夜偷渡、突袭城郊，守军疲于奔命。谭纶到任后，并未急于出海，而是先从守备和用兵两方面系统性加强海防。守备方面，谭纶与戚继光通力合作，将台州府城城墙加高加厚，修筑了13座二层空心敌台。这种敌台上层可以瞭望警戒，下层空间可避雨御寒、储备兵力，大幅提高了城防的机动性和防御力。针对当时台州官兵普遍怯战、遇敌即溃的弊病，谭纶在请示总督胡宗宪后，亲自深入民间招募数千名乡勇，摒弃以往“将不知兵、兵不素练”的旧习，从严训练。《明史》记载，这支新军“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。分数既明，进止齐一，未久即成精锐”。不久后，谭纶便率领这支劲旅成功解除台州之围，又转战栅浦、松门、澶湖、仙居、临海等地，三战三捷，凭借实打实的战功升任浙江巡视海道副使。

之后，谭纶调任宁波，他深知外地调来的客兵不服水土、军纪涣散，于是遣散客兵，从宁波当地招募新兵，沿用台州练兵之法严加训练。这支队伍后来与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合编一处，成为抗倭主力。谭纶在浙江抗倭的六年间，大小战役无一败绩，战果斐然，被提拔为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，仍专责巡海治兵。也正是在这段并肩作战的岁月里，谭纶与戚继光、俞大猷结下深厚情谊，他们战术理念相通、配合默契，成为未来数十年间守护大明海疆的可靠战友。

嘉靖款青花八吉祥海兽纹罐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浙东战场接连失利后，倭寇又转向福建。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倭寇攻陷兴化府城（今福建莆田），是明代倭患首次攻破府城，倭寇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掠，尸横遍野，之后又驻扎在平海卫（卫所，今福建莆田平海镇），气焰嚣张。消息传到京城，嘉靖帝震怒不已，紧急起用在家乡丁忧的谭纶，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福建，负责平倭事宜。

临危受命的谭纶赶赴福建，抵达前线后迅速制定作战计划：以总兵官刘显、俞大猷分别率领左右军，戚继光率中军支援，三路大军合围平海卫。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四月，平海卫大捷如期而至，明军一举收复兴化府及其周边二县，“自是福州以南诸寇悉平”。六月，戚继光又率军追击向南逃窜至广东境内的残余倭寇，将其彻底剿灭。至此，肆虐嘉靖朝数十年的东南倭乱，终于画上句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谭纶在浙江抗倭期间，还针对明军弊病改良了军队组织方式。他在《筹海图编》中直言当时士兵畏战的根源：

夫将犹心也，士卒犹手足也。手足无恙，则欲持而持，欲行而行，无不如意。使手足而痿痹也，则心虽欲为，其能以相应乎？故选将、练兵，缺一而不可。

基于这一认知，他提出全新的编队体系：以十人为一队，百人为一哨，五百人为一总，五总为一营，层层节制、各司其职；同时明确奖惩机制，练兵效果不佳或守备失职者，直接追究责任人。这套科学的治兵方法后来被戚继光全面采纳并进一步完善，形成了纪律严明、战斗力强悍的戚家军编制。

北上守边

东南倭乱甫定，北方的边患再度凸显。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，蒙古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，兵临北京城下，酿成庚戌之变。彼时主政的高拱、张居正等人迫于形势，不得不对俺答采取封王、通贡、互市的安抚之策，才勉强化解危机。嘉靖帝以此为奇耻大辱，对阁臣表示：

“外域之臣，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，可欤？不一征诛，何以示惩。”

为加固北疆防线，明朝中后期逐渐形成南将北调的惯例，将在内地诸镇屡立战功的名将调往北方。谭纶、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抗倭名将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陆续北调，肩负起守护北疆的重任。隆庆二年（1568 ），谭纶被提拔为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蓟、辽、保定等地军务，正式走上大明北疆的国防前线。

《皇明文衡》，一百卷。明程敏政编，明嘉靖八年（1529）郑氏宗文堂刻本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初到北方，谭纶察觉到北疆的困局远比东南抗倭更为复杂，核心症结在于早已崩坏的军事制度。明朝立国之初实行军户制和屯田制：军士世袭为兵，单编户籍，“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”，一旦编入军籍，世代不得脱籍；军士分为两类，一种专事农耕，给军队提供粮草，另一种专职守城操练。

明中后期，这套制度早已积重难返。军户制度过于苛刻，大量屯田被军官豪强吞并，军户失去生计，纷纷破产逃亡。即便朝廷屡次加重逃军惩罚、全力追捕，也难以遏制逃兵潮。剩余的士兵多为老弱病残，战斗力低下，再加上土木堡之变等历次战事的折损，精锐殆尽。无奈之下，嘉靖年间募兵制逐渐取代军户制，成为正式兵役制度：由官府招募壮丁入伍，给予军饷，专门征战。谭纶在宁波招募的新兵、戚继光的戚家军，都是募兵制的成功典范。此外，“将不知兵、兵不知将”的弊端在连年战事中暴露无遗，士兵缺乏归属感，将领难以有效指挥，作战效率极为低下。

八达岭长城。来源/八达岭长城官网

针对北疆的具体困境，谭纶总结出边防面临的“四难”：

其一，军饷不足之难。要抵御蒙古精锐骑兵，需招募三万精兵，每年军饷合计高达五十四万两白银，巨额开支让朝廷难以承受；

其二，调兵非议之难。燕赵之地的士兵长期戍边，锐气早已耗尽，谭纶与戚继光计划招募吴越一带熟悉战阵的士兵补充兵力，却必然遭到朝廷非议，难以获得完全信任；

其三，士兵骄纵之难。蓟镇士兵向来散漫骄纵，若以严格军纪约束，必然引发不满与议论，流言蜚语传入京城，极易招致朝堂掣肘；

其四，胜后猜忌之难。己方士兵与蒙古军素未交锋，初次取胜只能暂时压制敌军，难以让其心服；若能再次击败，方能形成终身威慑，但将领战功过盛，又难免引来同僚嫉妒与朝廷猜忌，祸端暗生。

“大司马”石牌坊，明万历二年（1574）建。大司马牌坊坐北朝南，圣旨牌竖刻“恩荣”两字，字牌中间横镌“大司马”三字，额枋间石匾刻“嘉靖甲辰进士兵部尚书谭纶”十二个大字。来源/国家文物局官网

面对这四重困境，谭纶将东南抗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北疆：以募兵制全面取代军户制，抽调蓟镇、真定、大名、井陉等地士兵三万余人，编为三营，专门负责春秋两季的边防戍守；同时奏请朝廷，由戚继光总理练兵事宜，秋防紧急时先调三千浙兵应急，确保军队战斗力。他深知这些措施离不开朝廷支持，特意恳请隆庆帝给予自己与戚继光等人充分的自主权，否则必为朝堂掣肘，难有成效。

果然，刚一上奏，便引发轩然大波。巡抚刘应节、巡按御史刘翾（xuān）、巡关御史孙代等人陆续弹劾他专权。万幸的是，隆庆帝信任张居正的举荐，更认可谭纶的军事才能，下旨将北疆军务全权交予谭纶决策，严令其他官员不得妄加干涉。

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谭纶在辽东首创车营，每营配备战车一百二十辆，每车搭载佛郎机两杆、长枪十二杆、雷飞炮与快枪各十二杆，火力配置强悍，专门用以抵御蒙古骑兵的冲击。次年，他又在昌平、密云、遵化等地增设七座车营，搭配重车、轻车及数千骑步兵，形成灵活多变的作战体系。同时，他从浙江邀请擅长使用鸟铳的士兵前往蓟镇示范教学，将东南抗倭中成熟的火器运用经验引入北疆，大幅提升了明军的远程作战能力。

在防务布局上，谭纶亲自考察蓟镇所有边关隘口，根据险要程度与道路距离，将蓟镇划分为十二路，每路设置一名小将统领，再将十二路士兵编为三营，分驻不同区域，定期训练、相互策应，形成一道严密防线。此外，他与戚继光联手，借鉴沿海抗倭时修筑空心敌台的经验，仿照民间看家楼的样式，计划在居庸关至山海关之间修筑三千座敌台。这些敌台高大坚固，上层可瞭望警戒，中层可屯兵储物，下层可架设火器，彼此呼应、首尾相连，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屏障。虽因财政紧张，最终修筑数量减为一千五百座，但正是这些敌台，共同构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八达岭长城的核心部分。2006年，八达岭长城修缮过程中，施工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块隆庆四年（1570）的长城题名碑，碑文中清晰刻有谭纶的名字，成为他当年经略北疆的珍贵实物见证。

八达岭长城120号敌台出土隆庆四年（1570）题名鼎建碑。来源/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

梨园世界

谭纶虽然久历战阵，但却还是位文艺爱好者。明代当时流行的戏曲艺术，随着他遍历南北的仕途经历，交织在一起，意外促成现代江西地方戏曲的形成。

宜黄戏演出。来源/抚州市汤显祖纪念馆

谭纶的家乡是江西宜黄。宜黄是戏曲之乡，生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，谭纶自幼耳濡目染，对戏曲音律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嘉靖年间，谭纶在浙江主持抗倭时，当地盛行“体局静好”的海盐腔。为缓解军中将士的征战之苦、提振士气，他在军中设立戏班，让艺人随军演唱海盐腔。后来谭纶因母亲去世返乡丁忧，当时他刚率军平定四川林朝羲叛乱，为庆祝战事胜利，也为推广自己偏爱的海盐腔，谭纶特意从军中抽调戏班艺人，留在乡里教授子弟演唱。

这一举措，意外改写了江西戏曲的发展轨迹。海盐腔传入宜黄后，与当地盛行的弋阳腔相互融合，逐渐形成了兼具两地特色的新剧种——宜黄腔。这种新腔既保留了海盐腔的柔婉清丽，又融入了弋阳腔的粗犷激昂，很快在江西各地传唱开来。如今，宜黄戏仍是江西地方戏曲的瑰宝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此后，谭纶调任福建等地时，又将海盐腔带到了东南沿海，让这一戏曲声腔在更广阔的地域生根发芽，推动了不同地域戏曲文化的交流互鉴。

颇具传奇色彩的是，谭纶与明代戏曲大师汤显祖是同乡。汤显祖比谭纶小30岁，他初出茅庐时，谭纶已官至兵部尚书，成为家乡人人敬仰的英才。汤显祖对这位同乡前辈极为仰慕，曾写下《送谭尚书行边》等诗作赠予谭纶；谭纶也十分赏识这位后辈的才华，二人虽有年岁差距，却常有书信往来，汤显祖还曾特意赴京拜访谭纶，可惜因机缘巧合未能相见。

汤显祖画像。来源/抚州市汤显祖纪念馆

值得一提的是，汤显祖与谭纶在音律上都对海盐腔情有独钟。汤显祖后来创作“临川四梦”时，便主要采用海盐腔的曲牌填词，打破了当时戏剧创作的固有范式，开一时风气之先。剧本写成后，汤显祖常常邀请宜黄当地的艺人演唱，亲自指导排演，还积极推荐他们前往各地演出，进一步推动了宜黄戏的传播与发展。在《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》中，汤显祖特意提及谭纶对宜黄戏的开创性贡献：

“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，自喜得治兵于浙，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，能为海盐声。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，食其技者殆千余人。”

字里行间，满是对谭纶的感念之情。

万历初年，谭纶因多年军功升任兵部尚书，加封太子少保，五年后在任上病逝，朝廷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襄敏。回望他的一生，他在东南抗倭、北疆守边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；推行的募兵制打造出了一时精锐的劲旅。他还将不同地域的戏曲文化串联起来，无意间成为明代戏曲交融发展的重要推动者。武功与文韵在他身上交融，让这位明代名臣的形象，愈发立体而鲜活。